马超
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时的情景。
1999年高考，我成了县里的文科状元，被北大中文系录取。我成为母校建校60年来，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。1999年9月4日的早晨，日如薄纱，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，顺着人群走出车站。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，挤了16个小时，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，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，疲惫到了极点，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不安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我上身穿着白色长袖衬衣，上面沾满灰尘，领口黑黑的一层；下面是褐色起球的休闲裤，有些短，把人吊着；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。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，而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，那是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45元买的。离家不到10里路，它就完全裂开了。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，里面的衣服从缝隙中拼命往外挤，我担心它随时都有再裂开的可能。
来北京上学，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按理，该是有些兴奋的，但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。在合肥站上火车后，我拿着火车票，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，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。我怯生生地告诉她，座位是我的，她却一句话也不说，像个小说家一样深沉地望了我一眼之后，就开始像一个旅行家似的望着窗外。我想告诉她，我是北大的学生，我想告诉她，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。在那拥挤的空间中，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，最后我离开了，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。
就那样茫然地在人群里站着，16个小时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。父亲比我更惨，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，花钱买了个茶座，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，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。我听着旁边的人说话，不知怎么插嘴，也根本没有想插嘴，就那样沉默着。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。那感觉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，一遇到适宜的场景，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。
那时，北大的一年级文科生是要到昌平校区的，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那个偏僻的地方。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，他必须当天就赶回去。一下车，我们就忙着报到、买被褥、买生活用品。父亲留下回去的车费，把剩下的300多块钱全给了我。中午，我们在食堂吃了顿饭，觉得饭菜很贵，也没舍得要什么菜，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。下午，父亲要走了，我们站在校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。父亲说：“你不要不舍得花钱，该买的买，该添置的添置。”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，不是在家里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。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。他慢慢地转过身，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。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，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。说来好笑，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：“爸，我想跟你一起回去。”
几年后，我在《鲁豫有约》节目录制现场，再次回忆起这个场景，还是忍不住心酸落泪。
后来堂兄写信给我，说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。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。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，众人端起酒杯，等他说话。堂兄说，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，等他讲讲伟大的首都北京，讲讲千里之外风光的我。父亲还未开口，已经泪眼婆娑。他喝了杯酒，说：“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，让他在那里受罪了。”之后，父亲泣不成声。
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，我是靠着那300多块钱过活的。
我吃得很简单，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，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，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生活。每天早起到操场上读英语，白天上课，晚上看看杂书，有时也打打乒乓球。没有课的下午，我和球友们去踢球，我还记得“新生杯”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，我兴奋得满场狂奔。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，不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，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、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，无知者无畏。
不久，母亲写来一封信，错别字连篇。她在信里说，想跟着建筑队出去，给人家做饭，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钱。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，我赶紧回信，说你要真去了，我就不上学了。母亲身体不好，怎么能做这种粗活呢？随后，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，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，每周六教3个小时，共100块钱。这意味着我每月有400元的收入，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了份兼职，生活不太紧张了。从此，我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，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，走一段路，到学生家上课，中午在附近吃点饭，再上下午的课。回来时，赶不上坐校车，就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，倒345路，到昌平，再坐小公共汽车到南口。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荫路，从小公共下来后，天基本黑透了，我要摸黑走4里路，两边全是果园和庄稼，路上只有我一个人。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，我的眼睛都有点模糊，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温暖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拿到100块钱的补课费时，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，我找不到北了。
